1950年5月，一辆由旧车改装的宣传车出现在上海街头。车体正面印有“光明降临”四个大字和一个火炬状的商标。车上站着一名拿着光明宣传品的女同性恋。广播里反复播放着铿锵有力的口号：“国营工厂是人民工厂，请吃自己工厂的产品。”
这个刚刚问世的“亮牌”既扎根又繁盛，也经历过多次劫难。宣传车上街前三个月，国民党空军对上海进行狂轰滥炸。杨树浦发电厂、闸北水电公司等民用设施受损严重，全市大面积停电。当时，虹口新华蛋厂有大量冷饮库存面临报废风险。
关键时刻，一位年轻的副工程师挺身而出。在他的带领下，两台320马力的柴油发动机并联发电，成功节省了工厂的库存[1]。后来，新华蛋制品厂更名为上海益民食品厂。这位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副工程师升任总经理，并创立了食品品牌：光明。
当时，益民一厂拥有10余条冰淇淋生产线、5条冰淇淋生产线，成为能够工业化规模化生产冷饮的新型企业。在他的带领下，益民一厂先后生产光明牌奶粉和低成本代乳粉。此时，澳美的竞争对手伊利和蒙牛还要再等几十年才能成立。
虽然轻工业部早在1958年就颁布了《乳制品质量标准及检验方法》，但在乳制品工业化之前，中国人喝的牛奶大部分是脱脂奶粉和无水黄油，还有一些鲜奶。调配后的“还原奶”与鲜奶高度相似。资本家在经济危机时热衷于扔掉的那种真正的牛奶，距离老百姓还很远。
直到20世纪90年代，国内牛奶行业才真正建立起来。这个行业经历了野蛮生长，受到全民诟病。自然还是受到人们的警惕和质疑。几十年后回望，最初“大众化、专业化”的品牌未能步入历史进程。反而在牛奶大战中逐渐落后。
这一系列牛奶大战的序幕是由一家瑞典公司掀起的。
20世纪90年代初，南巡演讲掀起了又一轮外资来华投资热潮。生产无菌食品包装的瑞典公司利乐公司也派出业务代表来到中国大陆。但总部下达的命令并不是为了做广告、拓展客户，而是为了：
想办法让中国人喝牛奶。
在无菌包装普及之前，中国人喝牛奶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奶农将新鲜牛奶装进桶里，边敲钟边走街串巷，俗称“打奶”。这种牛奶必须经过加热、消毒后才能食用。喝；另一种是经厂家灭菌后装在玻璃瓶中，但在运输过程中容易丢失，而且玻璃瓶的回收和清洗也是一笔很大的成本。
而且这两种牛奶都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保质期短。无论是奶桶还是玻璃瓶，牛奶在常温下的保质期都不到一天。当时，很多家庭连冰箱都没有，更不用说完善的冷链运输了。这导致牛奶的销售半径很小，以奶农和收奶站为代表的上游供应链变得更加分散。
利乐的无菌包装专利使牛奶在室温下的保质期从几个小时延长到几个月。
1998年夏天，利乐与北京乳品公司三元举办了“中国乳科学论坛”，200多名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为何日本人的平均身高比上一代人高10厘米。经过几天的密集“讨论”，专家们一致得出结论：日本人长高完全是靠喝牛奶。
于是，“一天一斤牛奶强国”的口号，加上教育部的“学生奶”计划，开辟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利乐砖”和“利乐枕”包装的牛奶已走进千家万户，这也催生了中国液态奶市场第二大差异化——常温奶和低温奶。
常温牛奶也称为UHT牛奶。一般要经过超高温灭菌过程。在137C-145C下加热4-15秒，将细菌和蛋白质一起杀死。其特点是营养低、口味一般，但保质期为6-12个月，价格低廉。
低温奶也称为巴氏奶。通过75-85持续加热15-20秒进行灭菌。它营养高、味道好，但保质期只有7天，运输严重依赖冷链。价格较高，而且是常温奶。 3-4次。
常温奶与低温奶营养成分受损程度，东北证券
在中国，70%的牛奶产自内蒙古草原黄金奶源带，但70%的牛奶消费在北京和东南沿海。产地与消费市场的分离，勾勒出中国液态奶市场的两条截然不同的界限。发展路线：全国市场蒙牛、伊利；区域市场有北京三元和上海光明。
1996年，上海以“光明品牌”为基础成立光明乳业。凭借上海及华东市场的购买力，光明高价低温奶销量大增。到2002年光明上市时，其主营业务收入高达50.21亿元，远远超过伊利的40亿元和蒙牛的16.68亿元。其国内牛奶产量、销量、收入和市场份额均持平。
但由于冷链运输成本较高，保质期只有7天，光明要想进入家乐福等大卖场，往往要比常温牛奶多支付5-8%的渠道费。除了街边便利店外，低温奶的主要渠道是上门送奶。奶企的人力成本可想而知。这自然将光明的低温奶限制在购买力较强的华东地区。
明亮经典巴氏奶制品“Ubi”
对于诞生于华北黄金奶源带的蒙牛和伊利来说，与其做当地人觉得昂贵的低温奶，不如做保质期长的常温奶，走周边化路线。来自乡村的城市。随着世纪初牛奶消费的爆发，“同时抢市场和奶厂”成为行业的主旋律。
蒙牛创始人牛根生首先在呼和浩特市拿下了500多块户外广告牌，并在上面画上了“内蒙古”的字样。
